摘 要:社會整合是政黨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政黨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社會治理現代化同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具有目標一致性和要素協同性。社會整合作為黨的群眾工作方法，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治理重要論述的指引下，各地堅持系統治理、綜合治理的社會工作邏輯，踐行統籌規劃、集約高效的群眾工作方法，將社會整合作為社會治理的前置環節和實現方式，探索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開辟以社會整合推動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的黨的群眾工作新局面。
關鍵詞:黨的群眾工作 社會治理 社會整合
【中圖分類號】D25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維護國家政權安全的戰略高度，在加強和改進社會治理的實踐中始終堅持走好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把服務群眾、造福群眾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25年5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主動作為，善于從推進社會治理中總結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規律，針對不同社會群體的特點把工作做細做實。”[1]創造性地為推進社會治理同黨的群眾工作建立了方法論聯系，豐富了黨的群眾工作內涵。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治理重要論述的指引下，各地堅持系統治理、綜合治理的社會工作邏輯，踐行統籌規劃、集約高效的群眾工作方法，將社會整合作為社會治理的前置環節和實現方式，探索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開辟了以社會整合推動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的黨的群眾工作新局面。
歷史地看，經濟越是發達，社會越是發展，人們在生產和生活中表現出的利益分化特征就越是明顯，社會多樣性的背后客觀地存在著意見分歧與利益沖突。盡管如此，國家作為實現一定范圍內社會群體利益和價值共識的政治共同體，對于維持內在協調具有天然要求。“無論政體結構如何，政黨有助于把一些地方社團整合到一個國家之中，因而總被視作是進行動員的基本力量，或者整合到一個更廣泛的聯邦之中。”[2]可以說，社會整合是政黨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政黨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群眾工作對象更加多元，群眾訴求更加多樣，群眾工作環境更加復雜。”[3]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黨的群眾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我國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國內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內涵拓寬、智能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等多重因素的交織影響下，社會治理工作不可避免地向系統治理、綜合治理轉變，亟須尋求在社會主體之間破除結構性矛盾、打通封閉性觀念的工作力量和治理思維。社會治理現代化同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具有目標一致性和要素協同性。社會整合作為黨的群眾工作方法，應當在社會治理中發揮引領作用。
新形勢下黨發揮社會整合作用的優勢條件
黨的領導作用充分發揮
為了順應現代化要求，動員各種社會資源，團結各種社會力量，建立穩定經濟社會秩序，形成全體國民對現代化的共識，維持整個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都迫切需要一個更具權威和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之所以能夠成為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的獨特優勢，關鍵在于黨是處于領導核心地位的長期執政黨，集中統一的領導權力不容分割，從而擁有了強大的群眾組織力和社會號召力，系統性發揮了“教化民眾、集結民意、代表民意、維護民利、制定目標、整合民眾等重要社會功能”[4]。
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不是天然形成的，執政能力與領導水平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與時俱進形成的。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重大風險考驗，我們黨以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采取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不移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黨在革命性鍛造中變得更加堅強有力。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不斷提高，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更加有效。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充分證明，只有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才能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5]， 從而提升社會治理的系統化、現代化水平。
基層黨群干群關系更加密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密切黨群、干群關系，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是我們黨立于不敗之地的根基。”[6]黨的群眾工作本質就是密切黨群干群關系，依靠黨自身的先進性和黨員干部的能動性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斷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黨內政治生態明顯得到好轉，黨群干群關系得到根本性加強。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全面提升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鍥而不舍糾“四風”樹新風，強化了基層黨員干部的宗旨意識和群眾觀念，在取得作風建設新成效的同時不斷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護。
基層干部是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溝通的橋梁，是踐行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抓好基層治理現代化這項基礎性工作的重要力量。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的線上調查數據顯示，在黨的十九大至黨的二十大期間，對于我國基層政府持“信任”態度的公眾比例由2017年的64.41%提升至2021年的71.16%。[7]這說明我國公眾對各級政府的信任度呈現的“央強地弱”差序格局樣態正在發生轉變，驗證了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在基層取得的顯著成效，基層黨組織發揮社會整合功能、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民心民意基礎更加鞏固。
社會治理日益智能高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今時代，數字技術作為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8]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11.08億人，互聯網普及率為78.6%，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11.05億人，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9.7%。黨充分利用互聯網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等優勢，堅持以數字化改革引領方向，以基層黨建引領智慧城市、數字鄉村建設持續發展，推出了數字政府、智慧人大、政協云等賦能社會治理的公共服務平臺，不斷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社會治理高效化。即便在網絡資源相對匱乏的鄉村，電信普遍服務和“寬帶邊疆”等行動也在有序推進，鄉村數字化服務體系持續完善，對城鄉協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干部就要到哪兒去，不然怎么聯系群眾呢？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9]。網上群眾路線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綜合研判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狀況作出的戰略決策，是黨的群眾路線在信息時代的延伸和發展，為黨員干部通過堅持互聯網思維、利用互聯網技術開展黨的群眾工作和基層治理提供了遵循[10]。走好網上群眾路線有助于黨員干部利用網絡平臺的高效便捷優勢，領導人民群眾圍繞特定議題及時展開溝通和協商，推動復雜多樣的社會力量有序參與社會治理。
作為群眾工作方法的社會整合機制
以完善治理體系為基礎的社會整合
社會整合的基礎問題在于厘清黨同政府、市場、社會等社會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明確黨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結構定位和領導功能，特別是依靠制度手段和法治建設規范治理主體的權力邊界、銜接行動主體的治理目標。具體而言，黨通過對社會治理理念、社會治理理論、社會治理制度等方面的基本框架與原則的頂層設計，把路線、方針、政策嵌入國家治理體系，為政府、市場和社會的有機統一，以及在黨的領導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治理優勢筑牢堅實政治基礎。
當前，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得到有力保證，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更加科學，黨在社會治理中的政治整合功能更加突出，有助于社會治理模式更為適應現代社會需求，從而更加有效地應對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等復雜局面。各級黨組織在黨中央的決策部署下統一行動，通過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塑造不同社會群體或者社會結構要素之間相互依賴的共同體關系”[11]，探索出一條超越總體性治理和多中心治理范式的行動路徑。
以凝聚社會共識為基礎的思想整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注意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用群眾喜聞樂見、易于接受的方法開展工作，提高群眾思想覺悟，讓他們心熱起來、行動起來。”[12]思想整合是為了通過廣泛的宣傳和動員，獲取人們的認同和支持，從而為現代化建設奠定精神和文化基礎，意識形態建構和思想政治教育是凝聚社會共識、加強思想整合的重要方式。其中，思想政治教育不僅本身包含了意識形態建設功能，還能夠在培育公民精神、化解社會矛盾、營造輿論氛圍等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效用。
就意識形態建構而言，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挑戰是人們思想觀念多樣，解決這一問題的落腳點在于持續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意識形態整合中的引領作用。 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一方面，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進行系統謀劃和總體部署，通過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加快文化強國建設等教育手段強化人民群眾的國家認同。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提出，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主張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下得到更為廣泛認同與傳播。另一方面，黨內定期開展的集中學習教育對于統一全黨思想、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發揮了重要作用。廣大黨員干部在參與社會治理中能夠反復繃緊“思想之弦”，更好地樹牢群眾觀點、貫徹群眾路線。
以搭建關系網絡為基礎的組織整合
面對復雜多樣的社會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更好凝聚服務群眾，健全群眾利益協調機制，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用心用情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13]。群眾利益協調機制的建立，需要依托既有的或新建構的關系網絡，通過對組織單位的支配和控制實現社會成員的組織化，最終形成強大的社會合力。相關關系網絡和治理框架的形成，離不開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組織網絡和組織化力量是其執政能力的根本保證，是執政黨提升社會治理績效和有效整合政治資源的基本保障”[14]。基層黨組織作為黨的戰斗堡壘，聚焦基層社會資源整合，建立不同職能部門、不同社會領域之間的聯動治理機制，并且找到社會力量發揮作用的關鍵點。這一組織整合邏輯當前在我國城鎮和鄉村的社會治理中多點開花，衍生出如村民小組、網格管理、互助工作組、互嵌式社區等多種基層治理共同體的實踐樣態。
不可忽視的是，黨不僅依靠自身組織體系直接聯系人民群眾開展社會治理，“還通過組建與各界群眾有密切聯系的群團組織構建起鏈接各方面社會成員的組織網絡”[15]。群團組織天然具有社會屬性，同時兼具組織功能，善于從自身聯系和服務的社會群體、特定群眾出發，將分散的社會力量聚合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并與黨的組織體系共同構成了協同共生的“軸心—外圍”[16]結構。當前，以工青婦為代表的群團組織系統融入黨建帶群建的工作部署，已經成為基層黨組織在社會治理中搭建關系網絡時不可或缺的環節。
以擴大基層參與為基礎的利益整合
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黨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具體運用，也是整合社會力量的制度保障和基本方法。可以說，黨開展社會整合的過程歸根到底就是“民主—集中”的過程。毛澤東同志指出：“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17]也就是說，民主是集中的基礎，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擴大政治參與，才能確保各級黨組織制定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準確全面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愿望和要求。正因如此，黨不但從不把基層參與的擴大看作社會價值解構的風險隱患，而是在制度化的軌道內廣泛動員各方面的社會治理主體和對象，通過民主渠道為人民內部的利益整合奠定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這一重大理念，為實現黨的主張、國家意志、人民意愿有機統一和有效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全過程人民民主賦予人民群眾真實、豐富的民主參與權利，健全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其中，群眾參與最為廣泛的民主形式應屬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黨在治國理政的政治實踐中探索創設了公共決策聽證、社會協商對話、民主懇談、社區協商議事等充分吸納社會治理主體參與的協商民主渠道，并將“完善協商民主體系，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為擴大群眾政治參與的建設方向。各級黨組織通過發揮各層級、各領域黨組織的協調各方作用，加強協商渠道之間的協同配合，帶動協商民主程序的高效運轉，使得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得到協調和規范，確保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和人民群眾的身邊小事都能夠充分體現民意、集中民智、維護民利。
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整合途徑
黨員帶頭。2025年發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10027.1萬名。廣大黨員干部組織力、執行力、號召力強，深入各行各業，貼近群眾身邊，是黨發揮整合功能、開展群眾工作時可以調動的最重要力量。毛澤東同志曾作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18]這一重要論斷，黨員干部對人民群眾的聯系與引領，有助于發揮縱向整合、跨級整合的優勢，避免橫向上的組織層級和行政架構對于黨開展群眾工作的結構性限制。很多時候，黨員干部的帶頭作用已經成為基層黨組織整合社會力量、化解治理難題的“切入點”和“突破口”。
近年來，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成功案例表明，黨員干部在社會整合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完善黨員干部直接聯系群眾制度。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完善黨員干部直接聯系群眾制度”，隨即在《關于完善黨員干部直接聯系群眾制度的意見》中作出如調查研究、基層聯系點、接待群眾來訪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確保社會治理的決策者、執行者真正做到“從群眾中來”。二是鼓勵黨員干部發揮先鋒模范作用。黨員干部在應對自然災害、新冠疫情等急難險重工作中，發揮先鋒帶動效應，部分地區深入開展“街鄉吹哨、黨員報到”行動，有效地依靠黨員將廣大群眾組織起來、團結在黨的周圍。三是激發黨員干部的能動性和創造力。例如，多地聚焦提高基層干部的“數智治理”能力，通過開發“AI數字員工”“智能助手”等人工智能應用程序，協助處理智慧社區建設、網格化管理等工作，鍛煉基層干部熟練掌握和科學運用日趨豐富的社會治理“工具箱”。
政策供給。由于社會條件在不斷變化，黨在發揮整合功能時的方法和抓手就不能是一成不變的。相比于綱領、方針的調整，低成本、小幅度的政策供給是黨在面對社會利益分化時更常見的行動手段。從政策的制定環節看，需要根據社會的利益分化情況和群眾的現實利益訴求，形成關于整合利益關系的政策主張。從政策的執行環節看，盡管政策執行是整合社會、落實科學決策的直接延伸，但仍然可能產生利益優化和利益分化這兩種結果。發生利益分化就意味著社會整合面臨新形勢、新要求，需要在執行過程中進行新的調適。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基層代表座談會上指出：“長期以來，我們黨在出臺重要方針政策、作出重大決策部署前，都要求有關部門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19]現如今，各級黨組織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中普遍建立了民意征詢的良好作風和科學機制，習慣性開展專題座談會、意見征詢會、政策聽證會等形式多樣的調查研究，廣泛匯集涉事主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等各方共識。此外，《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等法規文件的發布，進一步將政策供給中的社會整合要求規范化、程序化，從制度層面避免決策決議出現偏離群眾路線、發生社會分化的可能。
信訪工作。《信訪工作條例》提出：“信訪工作是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維護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各級機關、單位及其領導干部、工作人員接受群眾監督、改進工作作風的重要途徑。”信訪部門是推進社會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當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人大、政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均設有信訪工作機構。與協商民主不同的是，信訪工作不能為利益群體創造協商或對話機會，其核心任務在于“點對點”吸納人民群眾的利益表達、提升社會治理的服務水平，考驗的是公共部門之間的內部整合能力。
不容忽視的是，社會整合不僅需要“求同”，還要在適當的范圍和程度內“存異”“排異”。人民信訪反映了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工作機構的信任程度，是社會矛盾源頭治理的重要場域。信訪工作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有利于靠前一步發現危害社會安全穩定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挖掘社會治理中容易忽視的風險隱患，幫助黨組織在群眾工作中及時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社會矛盾。隨著信訪工作逐步向網絡空間延伸，各級信訪工作機構越來越注重網上信訪信息系統的建設和應用，在數據交換和信息共享中，促進社會各階層群體的利益更加平衡、社會資源的配置更加均衡。
紀律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紀律建設視為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黨內監督問責力度持續強化。同時將紀律教育的落腳點體現在轉變作風、服務群眾上，為黨深入開展基層治理鞏固了群眾基礎。監督執紀工作旨在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將黨員的個體意志整合為黨的統一意志。黨規黨紀為調整更大范圍的社會關系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標準，起到了以黨內整合引領社會整合的保障性作用。
在全面加強紀律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黨內紀律建設用于約束黨員行為、引領社會規范，樹立了廣大黨員干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處理黨群關系的行為準則，“當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將自己的行為納入制度規范約束的范圍之內，社會的良性互動關系得以形成，社會的秩序得以實現，社會的整合就能夠完成”[20]。另一方面，黨內制度規范的建立本身就是社會成員沖突妥協或者理性協商的結果，黨內法規具有與社會政策制定相似的整合機理，要向各級黨組織、廣大黨員、專家學者征求意見，并同有關部門和單位協商一致。不同的是，黨的紀律規矩是全黨意志的體現，不僅是黨員干部個別意見的協商，而且更加強調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從而達到警示、懲治黨內不規范行為的目標，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提供保證。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黨內法規與國家監察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本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2024年重大項目：“提高黨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水平研究”（24LLJA094）的階段性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李镕成，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略
責編：石 晶／美編：石 玉